抗战时期 我生于1928年11月，原江苏省六合县（现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我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祖辈都在满清时期有过功名，做过官，所以当时家里面富裕一些，有一些田。 在我9岁时，也就是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日军又在南方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节节败退。大约是在37年12月，日本强盗就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当时我们全家被迫逃难，逃到了乡下。我的曾祖母年事已高，当时已有80多岁高龄，不得已留了下来。日军打进县城之后，进了我们家，我的曾祖母也没能幸免，遭受了日军的毒打，不久就去世了。 日本强盗在南京制造了震惊全世界、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其中死难同胞有30多万。他们占领我的家乡后也杀了不少人。我们家对面的一位老先生和他的太太，都已年过半百，被日军用刺刀挑死，那时我虽然只有10岁左右，但记忆深刻，现在想来，当时的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我们当时还遭到过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轰炸机一来，我们就躲在麦地里面，眼看着日军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去，用机枪扫射，只有少数人能够幸存下来。虽然已经过了大约80年，往日光景仍历历在目。党领导人民艰苦抗日，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取得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 虽说抗战胜利了，但当时的人民还是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原来国民党用的是法币，后来又改成金圆券，物价一天就能上涨上万倍。比如说，早晨可以买一袋面粉，到了晚上，金圆券贬值得连一斤面粉都买不到。同样的，那时候的中国依然是民不聊生。 1948年，我考上了当时国民党所设立的“国立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学校成立时间不长，只有三四年，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为了培养赴海外国家的官员而设立的。我选学的是菲律宾语科，但当时学校没有对应专业的老师，菲律宾语的课程上不了，只在那边学了点英语。 从整体形势来讲，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只占领了江南一部分地区。蒋介石伪装“下野”，让李宗仁来做代总统，企图麻痹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便东山再起。我也是在这个学校里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在党组织的影响、教育下，我参加了当时学校的学生自治会，组织了全校的进步学生参加南京的爱国学生“四·一”大游行。南京的专科学校大约有1万多人参加这次游行，游行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军警、宪兵的镇压，造成了一名学生死亡，数十名学生受伤。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进步学生的进步活动，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刑事法庭，专门编造黑名单，逮捕进步学生，镇压学生的进步活动。后来，国民党想把学校从南京迁到广州，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进步学生开展了抵制迁校的“护校”运动，当时我参加了南京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校内进步学生保护学校免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强制迁校。同年4月25日，南京解放了，中国共产党派来军代表领导学校工作。 我在旧社会生活了有近20年，我了解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与此同时，我也深刻了解到在旧中国，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受到的深重的苦难。可以说，是共产党挽救了我、教育了我、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 解放后，国立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合并，于是我从南京来到了北大。我记得当时北大校本部是在红楼，那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毛主席和李大钊同志曾经工作的地方，也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我有幸在红楼待了三年时间。1949年7月，我从南京坐了大约48小时的火车到了北京，当时正值暑假，学校就把我们安排在了红楼三层的一间教室里临时住宿。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季羡林先生还专门来看过我们。从此，我在北大红楼度过了三年的时间。可以说，我是在红楼的革命精神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在红楼的时候，我还听过许多国家领导人的报告，这些报告都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使我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明白了学习、爱党、爱国的重要性。1952年9月20号，在红楼一层的一间大教室里，我正式入党了。入党后，我们就从红楼搬到西郊来了。当时调整撤销了一些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北大也因此成为了一所综合性的大学。 
1952年，北大语文专修班党小组于北大五院门口 右起：郭良夫、牟怀贞、唐传寅
北大红楼
北大民主广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了联合宣言，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于是，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就开始了。 
抗美援朝初期，“反美侵略”大字报 朝鲜战争是非常艰苦的，志愿军的装备虽然不占优势，但最终还是将美帝国主义打回了“三八线”附近。战时的朝鲜已被化为一片焦土，没有合适的环境来培养人才，于是开始向我国派遣留学生。我当时在北大朝鲜语专业四年级，还没毕业，学校就把我们抽调出来，到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很艰难，我们没有可以现用的教材，需要自行翻译。每天夜里工作到十一二点，早上五六点起来托油印工人帮我们印刷教材，可以说油墨还没有干，教材就已经发到了学生手里。辛苦虽辛苦，但因为实践机会多，接触朝鲜留学生也比较多，我的语言能力也提高得很快。 
1955年北大语文专修班全体教师合影
后来，我因工作需要逐渐脱离了教学工作，开始从事党务管理工作。三年困难时期，北大为了锻炼干部，把我们下放到西郊门头沟区的公社锻炼一年。我是60年3月去，第二年3月回来的，那一年确实很锻炼人，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下放干部大多从事的是比较重的体力劳动，粮食也都是定量供应。我们吃过糠，吃过树皮和树叶，那些东西吃了大便不出来,不得不去看医生。当时的生活可以说是很艰苦的。 
1954年，北大语文专修班党支部于北大三院门口
1961年7月份，根据高教部的决定，我和大部分教师被调到了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也就是北语的前身。1962年，教育部派王亦山同志作为首任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北语从北外分离，成为一个独立学校。1964年，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改名成为北京语言学院，主要负责来华留学生和出国留学生的语言教学和管理工作。但当时没有太多国内的学生，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讲，缺少一个学习汉语的语言环境，而且受到条件限制，很多活动也无法举行。后来学校成立了出国师资系，也就是后来的外语系，当年就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了50名学生，还在大学里招收了50名进修生。这样，国内的学生逐渐多了起来，外国留学生和出国培训学生的语言学习环境都有了保障。
我已经92岁了，青年时正值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时期，当时能够接受党的教育，跟随党，走上革命的道路，我倍感荣幸。革命胜利后，我也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个脚印，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作好自己的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牢记初心使命，现虽年事已高，但我仍有决心继续学习，跟上时代的脚步，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严格要求自己，永葆革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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