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工作，也无论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哪个国家的学生，我们教的都是汉语，讲的都是中国文化，所以我们的基础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而面对各个国家不同类型的学生，我们又必须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

1. 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与广博的知识面

我们要想做好本职工作，首先要术有专攻，即具备汉语与中国文化方面扎实的专业功底，同时能够活用我们所掌握的知识。以词汇教学为例，词汇的意义有静态、动态之分。所谓静态意义，即词典所阐释的意义；所谓动态意义，即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的意义。例如，“一掷千金”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原指赌博时下一次注就多达千金，后用来形容任意挥霍钱财。”而它出现在一些特定的上下文中时无法用这个意思来解释。我在讲授“汉语新闻阅读”这门课时，所选报刊文章是一篇关于李嘉诚先生的报道，说他生活很节俭，“对于公益事业，他却一掷千金”^[1]。在这里“一掷千金”既不是赌博时下千金之注，也不是在生活中任意挥霍钱财，而指的是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慷慨大方，在这里就不能照搬词典中的意义了。此外，在进行词汇教学时，从语言习得的角度来说，当教师看到生词的时候，也应该将其区分为“领会式掌握”与“复用式掌握”两个部分，前者如“胡同、排练、机动车”等，学生理解即可，后者如“重要、美丽、图书馆”等，学生不仅要理解，还应该会用。而这两个部分的具体词语应该是动态的，根据学生的汉语水平而定，如“应运而生”这个成语在一年级可以是“领会式掌握”，在四年级则应是“复用式掌握”。

我们要想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与广博的知识面，就应该把“学贯中西”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我们的工作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泛，所以常常会在接受一个新任务时产生“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比如，2022年春季学期一开学，我就接受了一个美国汉语教师培训项目的讲座任务，规定题目是《当代中国城市与新地标文化》。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地标性建筑在展示出城市特色的同时还具有相应的文化意蕴，如北京的故宫、上海的外滩、杭州的西湖、云南的丽江……人们往往会因为这些地标性建筑而记住整座城市，同时了解其所承载的文化。这些内容涉及到的知识是博大精深的，而我们给外国老师讲课又必须深入浅出，所以必须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恰到好处的结合点，这样的教学任务对我们的综合素质就是一个考验，好在我博士读的是艺术史，也写过专著《中国艺术史论》^[2]，完成这个任务还算是得心应手。

2. 要有跨文化交际意识

我们教的是外国学生，跨语言教学自然是跨文化交际，我们和学生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文化观念上自然会有差异。唐朝韩愈《师说》中有一句名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而我在美国工作时，学生对这句话有不同意见，他们说，“传道、授业、解惑”都是单向性的，都是从老师到学生，那学生的地位在哪里？欧美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普遍具有质疑与批判的精神，这一点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注。我在荷兰莱顿大学工作时的两个教学实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个例子是：上课时我讲到“大河涨水小河满”这句话是比喻整体和局部利益息息相关、大的方面好了小的方面自然会好。学生便提出了异议，他们说这句话不对，因为自然界都是小河的水流到大河里，大河才能成为大河。为此我专门去查了地理书，书上说，在上游一般是小河小溪流进大江大河，自然是“小河涨水大河满”；而在下游，尤其是发洪水的时候，大江大河也会冲出一些支流，那就是“大河涨水小河满”了。后来我跟学生说：如果你要强调大的方面是根本，就用前者；如果你要强调小的方面是根本，就用后者。

第二个例子是：有一次我上课谈到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里的那句名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学生想讨论这个问题，又嫌“燕雀”与“鸿鹄”这两个词麻烦，便改成“小鸟”与“大鸟”，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小鸟为什么要知道大鸟之志？”“大鸟知道小鸟之志吗？”“鸟无论大小都是平等的。”当时我班里的学生来自四个国家：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他们都是在欧洲“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提出这样的问题很正常。我们总是强调老师教汉语要有跨文化意识，其实学生学汉语也要有跨文化意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个非常有气势的问题重在励志，提倡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每到这种时候，我们就要帮助学生完成这个跨文化的过程。

3. 上得去下得来，出得去进得来

从根本上说，国际中文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简言之，就是既要上得去下得来，也要出得去进得来。

 所谓上得去下得来，是指既能做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也能做实用性很强的工作。我在韩国启明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时就遇到过这两方面的事情。先说“上得去”，有一次，韩国各个大学联合举办了一个主题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期的中国与韩国”高端学术会议，韩方在策划这次会议时便邀请我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同台作主旨报告，让我讲中韩文化交流，北大教授讲国际政治，北师大教授讲中国经济。我从小学的是英语，对欧美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得多一些，从未研究过中韩文化交流，但此时你没有退路，这是你的工作，你必须得做。我只能临时抱佛脚，实际上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后来我做报告的题目是《古今中韩文化交流实例考察与分析》，选取的古代实例为宋朝青瓷与高丽青瓷，当代实例为“韩流”与“汉风”，据此阐释了中韩两国从古至今文化交流绵延不绝的历史，以及一直在寻求文化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再说“下得来”，刚做完这次报告没多久，韩方又跟我说，应周边一些幼儿园的邀请，让我在一周后给他们的幼儿教师讲如何教幼儿学汉语，我当时头就大了，我连高中都没教过，这一杆子一下就插到幼儿园了。但同样没有退路，一周时间我赶紧恶补幼儿心理学、幼儿教育学等知识，然后把它们融入汉语教学，好在算是如期站在了讲台上，而且反响还不错，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所谓出得去进得来，是指既能胜任国外各种各样的工作，回国后也仍然可以衔接上自己在国内的工作，不形成断层。更进一步，还要把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带回来，转化为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财富。一般说来，在国外工作时搞研究不太容易，或者是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资料，或者是没有环境，困难不一而足，但结果都一样，就是科研成果的产出会受很大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想办法克服上述种种困难：没有时间，就挤出开会前、上课后或坐在飞机上的时间；没有资料，就利用网络资源或外文书籍；没有环境，就调动当地可以调动的资源自己创造环境。例如，我在韩国启明大学工作期间就发表了基于国外工作实践的几篇论文，如《论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最优化”中的作用》^[3]、《外国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培养方式探析》等等^[4]。此外，我还多次在国内外进行汉语教师培训，现在特别提倡以实例分析的方法进行教学，从我个人授课的角度来说，我在国外的工作经历就是最好的实例。到目前为止，我在国内外汉语教师培训中讲授过的课程已多达20余种，如《汉语语法与语法教学》、《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等等，其中很多题目都与我在国内外的工作实践有关。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数十年的工作中能够顺利完成各种国际中文教育方面的任务，首先得益于我“以不变应万变”的基础，我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是跟刘珣教授读的，后来又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攻读了博士学位，这使我的专业功底比较多元化，为我上得去下得来、出得去进得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更有利于在工作中随机应变。

国际中文教育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具体情况多种多样，不胜枚举。作为一名汉语教师，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当然是课堂教学，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课堂教学的问题。俗话说“教无定法”，其实这句话的内涵应该是“贵在得法”。

1. 无法的基础是万法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人们对王羲之的书法有这样的评价：“看似无法实则万法皆备。”我们进行汉语教学也是一样，“教无定法”并不是说你爱怎么教就怎么教，它的基础是万法，万法皆备才能得法。随着国际中文教育进程的加快，汉语教学国别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海外进行汉语教学时，我们必须改变某些思维定势，做到“入乡随俗”。例如，我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任教时，他们设计汉语课的理念便与我们有所不同。中国大学的翻译课一般都要讲一些翻译理论，而且是双向的，即汉英翻译既包括汉译英、也包括英译汉，汉法翻译既包括汉译法、也包括法译汉，汉日翻译既包括汉译日、也包括日译汉……我在莱顿大学汉学院上过一个学期的英汉翻译课，上课前教学负责人跟我强调了两点：其一为上课不用讲翻译理论，因为他们认为翻译重在实践，译多了自然就会译了；其二为只教英汉翻译，不教汉英翻译，因为他们认为学生懂得英语翻成汉语不太地道，而懂得汉语翻成英语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只指导学生进行英译汉训练就行了。这种思维方式充分体现出欧洲人遇事抓住重点直奔主题的特性，我们去适应就是了。

说到国别化教学，还有一个理念非常重要，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看看外国老师是怎么讲课的，用他们倡导的教学方法来上好我们的课。例如，我在荷兰莱顿大学工作时经常去听外国教授的课，我们汉学院摩尔教授讲“中国书法史”这门课时的切入点让我感到有点儿特别。按照我们的习惯，中国书法一般会从甲骨文讲起，可他是从王羲之讲起的，然后再谈之前怎么样，之后怎么样。我觉得他这个切入点不是常规性的，便问他为什么，他说很简单，因为学生都知道王羲之。我还听了历史系一位教授讲授的“中古时期的地中海社会”，他的课在呈现方式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少进行总结与评价，主要是用大量的考古成果，如建筑遗址、各种器皿、服装残片等等，尽可能构建出一个那时的社会生活框架，重在用事实来说话。这样的切入点和呈现方式我后来有意识地运用到了我的课堂上，比如我曾在美国罗林斯学院任教，讲到故宫时学生表现出了对清朝历史的浓厚兴趣，有个学生说：“老师，你能给我们讲讲High Qing吗？”——“High Qing”指的就是康雍乾盛世。这个问题让我很自然地完成了从故宫到清朝历史的过渡，就拿它当切入点了。然后我也不讲大道理，就用事实说话，如康熙治水——治理黄河水患、雍正治吏——整顿官场作风、乾隆治书——编纂《四库全书》，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我也达到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

由于我们进行国际中文教育时面对的是纷繁的教学对象与文化背景，故而必须要适应全球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化，这里面至少包括国别化和语别化的问题，无论是在中国进行对外汉语教学还是在海外进行国际中文教育都不例外，而从外语看汉语、在世界文化的大视野中看中国文化，都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从而也能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

2. 执简驭繁的理念很重要

老子有一句名言：“大道至简。”因为汉语教学的具体情况错综复杂，所以更需要我们执简驭繁。我在清华读博士时听过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郝柏林的课，他讲的一种科学发展的趋势对我有很大的启发：科学发展的一种很重要的成果就是把一本书的内容变成几页纸，然后再把这几页纸变成一个公式。课后我还专门查阅了郝柏林教授的著述，他说：“简单性一向是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一条指导原则，许多科学家相信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是简单的，爱因斯坦曾是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者。”^[5] 这种指导原则对我们也很适用，国际中文教育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开放式领域，论教学，世界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论管理，绝无放之四海而皆准之原则；论研究，更是头绪繁多到应接不暇的地步。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大道至简”的理念尤为重要。

以语音教学为例，刚入行的年轻教师往往会问：“轻声与儿化要不要纠音？老是纠音，耽误很多上课时间，而不纠音听着十分别扭。”其实我觉得要不要纠音就看它是否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这样矛盾就会迎刃而解。例如：“地道”的“道”发四声或轻声不是一个意思，四声为“地下通道”，轻声为“真正的、纯粹的”，就应该纠音；而“动物”这个词字典上为四声，口语中很多人也读轻声，那就没必要纠音。又如，“老人（儿）”是否儿化意思不一样，不儿化是指年纪大的人，儿化是指资格老的人，就应该纠音，但“鲜花（儿）”这个词不儿化和儿化都是一个意思，就没必要纠音。

再以语法教学为例，汉语语法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意统形”，偏重心理，略于形式，这个特点在复句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复句一向是学生的学习难点，因为它往往少见甚至是没有形式标志，是意合而成的，因果、转折、让步等关系要靠学生自己来判断，面对这种情况，就事论事肯定不是一个好办法，要从逻辑思维入手解决根本问题，这样才能使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3. 求大同存小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学时自然离不开文化教学，我们进行文化教学的目的是要让学生了解并适当掌握中国文化的内容，有助于他们学好汉语并能够正确地与中国人进行交际，在文化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文化交流与互鉴，进而增进友谊，共同发展，而这时“求大同存小异”的理念就非常重要了。

中外文化自然是有同有异的，例如在教育观念上，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个性化教育”的教育理念异曲同工，是有相通之处的。但在一些具体的文化点上，东方人与西方人的观念会有所不同。比如我在欧美国家培训汉语教师时不止一次有老师提到学生对“孔融让梨”这个传统故事有不同看法：孔融不让梨他哥哥会揍他；父母要公平，不能总让孔融吃小的；鼓励谦让不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这时我们应该允许学生有自己的看法，也应该向他们解释中国人世世代代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进行道德教育，让孩子们懂得凡事应该遵守公序良俗。其实学生对同一个文化现象有不同的看法在教学上是一件好事，可以因势利导进行互动，例如，大而言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小而言之，我们可以谈一谈对“躺平”这种生活态度的看法，等等。

综上所述，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我们永远会面临新的问题，故而要不断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我们进行汉语教学时必须适应全球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化，一方面要把汉语与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东西教给外国学生，另一方面也要探索能让他们轻松愉快地学习汉语并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进而达到促进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发展友好与合作关系的目的。简言之，作为一个国际中文教师，应该不拘一格地全面提升自己的能力与素养，既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基础与随机应变的能力，也要懂得教无定法与贵在得法的道理。

最后再画龙点睛一下，我们的能力与素养固然重要，但初心决不能忘，就是“师者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