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征文选登）

我在阿尔巴尼亚

第十五党支部  陆增璞

 1976年深秋的一天，突然接到国家教育部通知，赴阿尔巴尼亚教授英语。翌日赶到教育部报到，方知是去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大学外语系的英语专业担任英语专家，教授高年级精读课。主管干部指示：尽快交来照片，以便办理护照；立即领取置办服装费，尽快置装，尽早出发。

出席外事活动前摄于大使专车前

 任务下达得如此突然，不知阿方的教学体制，不知其安排和要求，不知其使用的教材。从事过教学工作的人皆知，上课之前，这些情况都应知道，特别是应该知道使用的教材，以便大致了解学生的水平，以便事先熟悉教材，认真备课。不知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不过，既然在学校通知我这次的任务时我已经同意接受，就要坚决执行。笔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教授过高年级翻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教授过高年级精读课和阅读课，心中有底。便决定赶赴毛主席誉之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的这个小囯，为我国的援外工作做一些贡献，为中阿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谊略尽绵薄之力。随后几天，匆忙奔波。因教育部要求尽早出发，置装时来不及量体裁衣，只能购买现成的衣服。只有一套中山装较为合体，其他两套较为肥大。但是为了尽快赶到阿国，只好勉强凑合。

 飞行十几个小时之后，终于在当地时间当天傍晚时分抵达地拉那。地拉那与北京时差为七个小时，时差反应十分明显，躺在床上却仍然觉得是在飞行，彻夜不能入眠。翌日早晨，昏昏沉沉地由已在该系任教一年的郁君带我骑自行车赴学校，与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晤面。根据安排，我为三年级的两个班教授精读课，教材是一本英美文学选读的自编本。阿国大学的学制与美国和欧洲的相同，为三年制。外语专业的学生皆由一所四年制的外国语学校的毕业生经考试选录。

 经与郁君交谈后方知我为何在开学之后才接到通知，匆忙赶去。我的前任黄君在完成两年任期后愿意在回国休假后返回继续任教。我国大使馆与阿方交涉后，对方一直不表态。在外交关系中，如对方不予答复即意味着不同意。故我方以为对方不再需要继任人员。不料十月份开学后对方又提出，继任专家为何尚未抵达。于是，这个任务便落到了我的头上。 

 按照当年选派出国教师流程（主要是汉语教师），被选中者要脱离工作，到教育部报到，接受出国前培训，置装，然后去革命圣地参观并接受教育。从外地返回后，再回本单位进行业务方面的准备，大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我却是没有培训，没有参观，更没有准备工作，真像一首老歌中的歌词“打起背包就出发”，是绝无仅有的。

 教师专家组已有四个人。郁君教授二年级语法课，丛君教授中国文学史，用汉语授课，由阿方一位资深译员译成阿语。

 另有高君和徐君在外国语学校教授英语。据我所知，英语教研室已由我国无偿援助多年，先后任教者约有十几个人。

 第一次上课前在教研室办公室见到阿方几位同事。彼此简单作了介绍，寒暄了几句。阿方表达了欢迎之意。随后的日子里，因各自上课，难得见上几面，交谈较少，但是关系比较融洽。其中有三人比较热情主动，有时谈及他们曾到我国进修之事。

 学生们总体上比较热情，见我较之阿方教师平易近人，愿与我交谈。记得有一次上课前，一个学生说我看起来很年轻，我回答说不年轻了，并问他们的父母一般多大岁数。他们回答说四十左右。我问他们估计我有多大岁数，回答是二十八岁。我不由地笑了起来，并告诉他们我与他们的父母年纪相仿。他们不肯相信。大概是欧洲人不易判断亚洲人年龄的缘故吧。那年我三十八岁了。

与学生合影

 与学生们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对我国知之甚少，因而不时简单介绍一下我囯的概况，如历史，地域，人口等。有一次说起从北京乘特快列车到广州需要三十六个小时，他们大吃一惊。有时告诉他们，有七八百不同专业的中国专家在阿国工作，帮助他们搞建设，仅在地拉那就有城建、煤矿、水电、医药等方面的专家，与我同住一个楼的就有几十个人，他们很感兴趣。

 在阿国任教期间最大的便利之处是不需买菜做饭。阿方为我国援阿人员开设了一个餐厅，学着做几种似是而非的中式菜肴，而非囯人不习惯吃的西餐。到达之后不久便抓紧学说几个菜名和简单的数字，解决吃饭时与服务员的沟通问题。阿方还为我们建了一个洗衣房。所以还学说请服务员洗衣服的简单阿语，如衣服，干洗，一个星期（送回来）这类没有语法概念的阿语。

 我所居住的宿舍区有五六个专家组，除了临时回地拉那办事的人，平时至少有五六十人。这几个组有个生活管理委员会负责协调与阿方餐厅的关系，主任是城建组的组长老杨。每个星期天，他都安排改善生活，事先请餐厅准备好肉品和菜品。

 他是个大能人，经常亲自下厨炒菜。他的拿手名菜葱爆羊肉没有一点膻味，另一个拿手名菜熘肝尖鲜嫩爽口，堪称大厨级水平。煤矿组的同志常常不辞劳苦，为大家制做清炖猪肚子。肚丝软烂细腻，清香可口，真是好吃极了。有时老杨组织大家包饺子，能参与的都参与。有的和面，有的剁肉，有的擀皮儿，有的包饺子，大家一边干活一边交谈，说说笑笑，煞是热闹。

 远在异国他乡，不逢佳节亦思亲。同志们来自五湖四海，为援外聚在一起，彼此交流，互相鼓励，颇能舒缓思乡之情。

 我们注意与餐厅工作人员搞好关系。星期天做的饺子和中式菜肴，总是多做一些，请他们一起吃。而且，剩下的饺子或菜肴他们打包带回家去与家人共享。阿国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不吃猪下水，可是吃起我们做的猪肝猪肚，连声称赞。

 星期天休息时偶尔去市区看看。商店里的商品，从生活用品如种种布匹，到学生用品如铅笔橡皮，都是我国的产品。没有看到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工业品。据说以前曾出售过前东德生产的手表和理发用的塑料壳吹风机，但由于只有很少补贴的我方人员购买便脱销断档了。由此可见阿方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十分低下。

 两年任教期间，每周除在学校授课四大节（相当于国内八小节）之外，还为刘新权大使和大使馆为工作人员办的英语班各授课一小时。在大使馆的兼职英语译员回国休假期间（约三个月），还担任大使的译员，几乎每周都有活动，有时每周三四次，因而接触了一些西方国家的驻阿大使和阿国外交部的官员，参与做了一些对外友好和宣传我国的工作，在大使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外交工作方面获益匪浅。

与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新权合影

 1977年7月7日，阿国执政党机关报发表一万七千多字的反华文章，公开点名攻击我党的方针政策。在那以后的一年当中，虽然阿方上层已经公开反华，但是没有看出其人民群众的态度有明显变化。

 1977年底，一位与我关系较熟的阿方同事公开问我可否给他一份中国挂历。我很快从大使馆领来一份精美的中国挂历送给他。他十分高兴，连声道谢。一位郁君和我先后教过的女生订婚，特意邀请我和郁君去她家做客。我的任期结束前，另一位与我关系较熟的同事问我回囯休假后是否会返回继续授课。我任教班级的学生邀我星期天郊游并摄影留念，一起郊游的学生大约有二十多人。有一天我在街上散步时，看到不远处有一位大约五六十岁的男子，带着一个大约七八岁的男孩。男孩一看见我就一边用阿语喊着中国叔叔，一边跑过来，十分高兴地搂着我的腰。我连忙搂着他。可惜我不会说阿语，无法与他交谈。那位男子满面笑容地看着我们。我吻了吻男孩那可爱的小脸，他依依不舍地与我告别离去。可见我国的无私援助，我国援阿人员的无私奉献，已经深入人心，妇孺皆知。关系剧变，但中阿人民的友谊难以泯灭。

以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命名的广场

 根据阿方的教学安排，教学工作于四月底结束，我完成了两个学年的任期。大使馆党委留我到大使馆工作，于是我迁进了大使馆。

 1978年7月7日，我方正式通知阿方，决定自即日起撤回全部援阿专家，停止所有援建项目，中阿关系降至冰点。我亲历了中阿关系的剧变，参与了大使馆的应变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