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是克服抗日根据地困难的重要一环，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39年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进行军垦屯田。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使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毛泽东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等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

 1944年9月，中央警备团展示张思德，在大生产中因灰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加强。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比重明显下降。从1943年起，敌后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抗日根据地在进行干部培养和开展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很多热血青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诗人何其芳这样记录着1938年初到延安的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党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民族学院、卫生学校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培养了大批干部。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干部在职学习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党报党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舆论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1940年9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根据地还重视初等教育工作，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

 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实行了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对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进行敌对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带有体系性的观念和作风。延安精神就是这些观念和作风的集中表现，其主要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与壮大。到1938 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这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0月，毛泽东发表《< 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指出党的建设要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还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党在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对党员的培训，提高党员素质。为此，陈云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演说；张闻天连续发表《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6篇文章。这些论著为党员教育提供了重要教材，在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党的一大创举。这表明党对加强自身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自觉和深刻。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施，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