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峥嵘岁月
第五党支部 董海波
抗战时期的艰苦回忆
我于1922年5月11日生在辽宁锦州，我的父亲是名铁路工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沦陷。父亲被调到了大虎山，全家也就跟着搬了过去。由于父亲在铁路上工作，家境尚可，还有机会接受教育。那时东北已改为伪满洲国，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完全按照日本的教育模式：改为国民小学和国民高等学校。学校里的老师有一部分是日本人，但学生全都是中国人，因为日本的学生有单独的学校。在我们当时的学校里，日语是必修课程，其他的文化课都十分简单，因为日本人不想让中国孩子学到更多知识。我们每周要进行军事训练，还说：“日本人来中国是为了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也就是给我们灌输“日满亲善”的思想。我上学时已9岁，不懂反抗，但也没有被他们的鬼话所蒙骗。他口口声声说“日满亲善”，可日本人吃的是白面大米，我们吃的却是糙面，日本人为一等公民，中国人为三等公民。这些侵略和剥削，我们都一一看在眼里。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也为我后来参加抗战事业做了铺垫。
我是1941年国高毕业后不久，跟着曾在张作霖部队里当军人并与李运昌是同志的叔叔回到了老家河北武清（现天津武清）。我的叔叔是一位共产党员，我当时说话带东北口音、还会点日语，就让我去传递情报。为了方便传递情报，还特意找了份工作，有了固定的身份，不容易引起怀疑。我传递情报两三年，主要给丰台、天津等地区传递情报。这份工作很危险。检查站的日本兵都端着大枪，枪上还上着刺刀。一个个粗声厉气，推推搡搡的。要是情报被发现了，可是会丢命的！好在我当时都是穿着东北国高学生制服，还会讲点日语，所以他们对我也查得不严，倒也没遇到过什么危险。
我家里父辈有10人都参加了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我爱人家里也多是地下工作者和烈士。1945年春天，我跟着叔叔通过封锁线来到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一带，叔叔将我介绍到位于阜平平房村的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工作。
抗战时期是一段艰苦的时光，每位战士和地下工作者都值得人们尊敬。在抗战和革命的道路上，我始终跟随党，相信党，因为党是为了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抗战、革命的。
和平年代的教育往事
抗战结束后，我随着华北联合大学的迁移辗转来到了张家口。我仍清楚地记得，1946年2月20号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也是我从事教育工作的开端。最初是在学校的行政训练班做行政工作。训练班当时是做思想教育和政治审查工作。后因傅作义进攻张家口我们转移到正定，我转去做会计供应工作，生活很艰苦。1954年，受“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我离开了会计室，到人民大学出版社任职，后来又调去教育部办公厅的对外联络处，负责外国专家、留学生以及外国科研资料的管理工作。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的所有专家和科研资料。到了60年，对外联络处几乎就没有什么职能了。
1962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宣布设立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现北京语言大学），位置定在北外西院，派我到上海给王亦山同志送了封信，并给他介绍一下学校情况，调他到该校任校长。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建校后，我也调到该校任职。建校初期，形势严峻，许多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没有外国学生宿舍，没有留学生食堂，生活条件艰苦……但好在学校的老师大都来自北大、北外，有部分老师也在国外留过学，教学上没有多大的问题。但在生活上却问题不少，他们吃不惯中餐，想吃西餐，又加上北京的冬天太冷，住的地方没有暖气，不够暖和。教师们就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外国留学生对生活条件的要求比较高，但宿舍、食堂、暖气这些生活设施也不是一日就能建成的，我们只能尽力、尽快去落实。在教育部指导下，校内宿舍、留学生食堂相继完工，从大教室到小教室的改造也逐渐落实，宿舍、教室里也开始供暖，条件有了改进。
但好景不长，文革来了，学校停课闹革命。学校被撤销后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合并在一起，我也被调到了干校。
1972年，按照周总理指示，外国留学生要回来，当年要开学复课。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没有校舍，原有的校舍已被北外收回，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寻找新的校舍。经教育部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联系，同意寻找合适校舍，经几番调查研究，并经煤炭工业部同意和教育部批准，确定将已调出北京的矿业学院部分校舍为我校校舍，复校的事情终于有了着落。但在修学校北墙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原矿业学院的留守人员不同意修墙，这堵墙是修了凿，凿了修。我们也不能硬来，只能请示上级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慢慢地接受我们。最终思想工作做好了，工人们也妥协了，但给我们提了一个要求：墙可以修，但得留个小门，不能全给堵上。我们也答应了，这个门就是今天的院内西北门。
按照上级的指示，复校后我们便马上开始了复课工作。学校开始广招人才，老师们抓紧备课，职工们去采办物资，基础设施该建的建，该修的修，全体教职工们都行动了起来。经过半年，准备工作完成，学校便开始招收复课后的第一批学生。总结了之前办学的经验教训，学校便开始内外兼顾，国内和国外同时招生，以达到语言学习的环境要求。最初的一届，学校只招收了国内外共一千名左右的学生，后来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如今的在校学生已经达到了上万人。看着学校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打心底为学校感到高兴。
1986年，我离休了。回顾几十年的工作历程，为国家和党艰苦奋斗的坚定信念始终支撑着我和同事。62年到72年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先后经历了建校和复校，一次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这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指示，我们也就看不到前进的方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就是有这股韧劲儿，有指示我们就拼命干，困难再多也要上，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奋斗终身。现在，我虽然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我的初心依然没有改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仍然要保持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和敬畏之心，严于律己，始终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做到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作者简介：董海波，1922年生，河北人，1946年入党。曾任北京语言学院总务长、党委委员、常委，1986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