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夏，我在安徽师范快要毕业时，因闹学潮被勒令退学。后经老师黄寄公的介绍来北京任家庭教师，每晚督促两个初中学生复习功课。因有时间，我想升入大学学习（半工半读），此时友人韦素园正在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读书，于是我就报考该校，侥幸被录取了。该校是由清末洋务派开办的俄文专修馆改称的，原为外交部系统和中东铁路培养俄文人才。瞿秋白、耿济之等人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正是在这个学校里，我第一次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熏陶；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人，并于一九二四年秋被发展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五年春在北大红楼集体（约二十余人）转入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群众性的反日反英的爱国浪潮迅猛高涨。倾向民主革命的冯玉祥从最大的北洋军阀吴佩孚集团里分裂出来，从而削弱了吴佩孚对北方的控制。当时北方革命形势好转，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国事，并派徐谦（国民党左派）进行筹划。在这一形势下，经过李大钊同志的积极活动，说服了段祺瑞政府的阁员们，把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升级，改称为国立中俄大学。经过内阁的决定，任徐谦为校长、李大钊为教务长。事实上，中俄大学是由李大钊同志创立起来的。
李大钊同志是我党北方地区的负责人。他平易近人、和蔼亲切、循循善诱，是当时广大革命群众公认的导师和领袖。在生活上，他刻苦朴实；除了家庭最低的生活费用外，他把自己的薪金都用于党的事业和帮助穷困的同志。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要出门的时候一摸口袋连付车费的钱都没有了，于是他就靠两条腿东奔西走。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穿着一件布棉袍，总是那么亲切、乐观、敦厚而谦逊。李大钊同志不仅是马列主义理论家，而且是极有组织能力的革命家。在他的领导下，当时北方党的工作非常活跃，影响日益扩大，而中俄大学就是李大钊同志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据点。
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我国当时革命形势的影响，中俄大学的大部分师生都具有进步思想。虽然当时党、团组织是秘密的，但在学校里影响很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以“时事讨论会”、“文学座谈会”等各种各样的形式经常性地进行着；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和各种进步刊物在学生中间广泛流传，党、团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了很多党员、团员。所有上述这些条件，使中俄大学成为党在北方地区培养革命种子、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较为理想的据点。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奉系军阀的两艘军舰在两艘日本军舰的掩护下进入大沽口，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开炮挑衅。国民军发炮还击，并向日本提出抗议。而日本帝国主义反诬蔑国民军破坏了所谓的“辛丑条约”，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复。
这一事件发生后，李大钊同志动员各级党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高等学校和各中学中展开了极为紧张的工作。三月十六日召开了各团体和各校学生代表会议，并去临时执政府要求向日本提出抗议。但是，段祺瑞政府不但不予采纳，反而命令卫兵用刺刀刺伤数十人（我也是那天受伤者之一）因此，三月十八日，李大钊同志亲自走上街头，率领十余万群众、二百余社团在天安门游行集会。反对“八国通牒”、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讹诈，要求执政当局以强硬态度驳复“最后通牒”。然而，反动的段祺瑞政府对此采用了残酷血腥的镇压手段，竟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队伍扫射。人群一批批倒下，血流成河，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二百余人。鲁迅先生曾撰文写道：“三一八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北方形势急剧恶化，北京的反革命白色恐怖尤为严重。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李大钊同志；同时也企图将中俄大学取消解散，声称：中俄大学虽经内阁决议成立，但预算还未通过，因此借口国库没有余款，扣发经费。中俄大学陷入了困境。
此时，李大钊同志已经转入地下，避居东交民巷使馆区，不能出来公开活动了，但他仍十分关心中俄大学的命运。一九二六年五月初（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中俄大学党组织负责人（北京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刘愈（刘惕荘）同志对我说：“李大钊同志叫你明天一早去找他，有重要任务。”次日，我去东交民巷见到了大钊同志，他说：“组织上想把中俄大学迁到广东去，派你去联系。这次去苏联学习你就不要去了，下一批再去吧。去广东，路上要小心，什么东西也不要带（指左倾进步刊物），带一两本古典小说或报纸看看就行了......关于迁校的事，要根据那边的条件来决定。”随后，他给我写了三封介绍信，一给上海华东局罗亦农同志，一给广州党组织李某同志（名字记不清了），一给中俄大学校长徐谦（他当时在广州）。
路经上海时，我找到了罗亦农同志，将李大钊的信交给他，并向他介绍了北京的情况。他很热情地给我谈了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上海的社会情况，并派人给我买了赴广州的船票，抵达广州后，我找到了广州党组织的那位李同志，他看了李大钊同志的信后约我第二天再去找他。次日，在一个小会上（五人参加），陈延年同志说：“我们认为中俄大学不必南迁，团结师生，保存实力，能单独存在更好，不能单独存在合并他校亦可。这是我们大家商量后的一致意见。”随后又谈了谈形势我就告辞了。我考虑到中俄大学既不南迁，所以就没去找徐谦了。在离广州前，我去看了友人杨溥泉同志。他是“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纠察队负责人。我问许继慎同志在哪里，他说许继慎在叶挺独立团当参谋长。他问我住多久，我说明天就走了，来不及去看他，请代问他好，匆匆一晤未料竟成永别。（杨溥泉同志在广州暴动时牺牲了，许继慎同志在一九三〇年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皖西军分会主席，兼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一九三一年因AB团嫌疑被误杀；一九八一年中央已予平反，说他是我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我回京后把情况向李大钊同志作了汇报，他仔细听过之后，说：“这样很好，那么由你去和教育部进行联系、交涉吧。”（当时我是中俄大学学生会负责人）
在和教育部次长胡石青的商谈中，胡再三强调中俄大学没有经费，无法单独存在，最好合并法政大学，因为专业相同。对此，我提出条件：由于法政大学和中俄大学所学的外语不同，因此合并就必须另设俄文法政学系。经再三交涉，胡石青终于同意了。
一九二六年秋，中俄大学作为俄文法政学系正式与国立法政大学合并了。这样，也就达到了陈延年同志所说的“团结师生，保存实力”的目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奉系军警逮捕了李大钊同志及其它革命者十余人，四月二十八日被押送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杀害。在就义前，李大钊同志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原中俄大学的学生们得知李大钊同志被害的消息后都无比悲痛。而他们——李大钊同志的学生们，不但没有停止革命斗争，而是更加坚决地继承了革命先烈的遗志；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无数同志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大革命失败后牺牲的中俄大学学生当中，仅和我有组织关系的同志就有：刘愈（刘惕荘）、杨鹤云、罗采玉；其它不知下落的更是不计其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