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召开的中非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中国将为非洲提供五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五万个研修培训名额，并邀请2000名非洲青年来华交流。在“中国热”的大背景下，全球对具有专业素养的对外汉语教学教师的需求将不断扩大。有这样一位热爱文学和讲坛的老师，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内外为培养出国师资和外国留学生抛洒汗水，他就是曾任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李延祜教授。

李老的父亲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山西大学国文系，是个典型的爱国青年，而他们弟兄几个的启蒙老师正是自己的父亲。夏天的时候在大太阳下被打开铺在院子里晒的书，当地的说书人，年幼时唱过的儿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文化因素培养和塑造了李老的文学品格。

回忆起在山东菏泽一中读书的时候，李延祜教授的语气里仍然回荡解放初期的那种活力与激情。“我们看的是苏联画报、电影，跳的是苏联集体舞，读的是苏联的小说，女同学还穿列宁服。当时班级争做英雄集体，那时候我们全班都读《普通一兵》，讨论马特洛索夫以身堵抢的英雄事迹。他的那句‘请相信我’，成了同学们接受任务时一诺千金的誓言。后来，我们班就被学校授予了‘马特洛索夫班’！”

60年代，北大学生之间洋溢着一种“我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去哪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的激情。李老在学了五年中文之后被分配到了教育部，作为对外汉语师资，留在北大到东语系又学了三年的阿拉伯语，之后就被分配前往埃及教授汉语。他本来对外语没什么兴趣，但这是祖国的需要，没有条件可讲，毅然迎难而上。

80年代的非洲，日本产品很多，中国产品很少。虽然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好在当时的教材还是很充足的，如何教，怎么教就成了李老面临的最大挑战。

老先生谈到教学中的体会，他认为不要小瞧基础汉语教育。课堂上传授的点滴知识，课下必须有升斗的知识储备。来华学汉语的大多都是在本国大学毕业的成年人，虽然汉语水平不高，但思维理解能力很强。我们中国人对司空见惯的语言习惯不以为意，但是外国留学生就可能会很敏感，会提出一些中国人不会提的问题。他们会认为你是中国人，尤其还是一名汉语教学的老师，应该中国的文史哲都懂（尤其在国外更会把你看成万事通）。他们时不时会提出一些“课外问题”，一个留学生在课堂上就曾让李老解释何谓“法自然”。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中外学生对问题的关注点和观点就会有差异。李老在教授巴金的《家》时，有一个情景时觉民要去上海，哥哥觉新到船上给他送钱。西方留学生很不解，讽刺觉民这么大了还好意思伸手向哥哥要钱？在给学生讲解《红楼梦》的时候，有留学生居然问《红楼梦》里一共吃过几次饭？都是谁做的东？吃的是什么菜？座位是怎么安排的？李老说他也做过不少《红楼梦》的研究，写过论文，也出过书，但是以上问题却是中国学者不屑一顾的，可是留学生却认为这就是学问。他们写的论文有论述《三国演义》与经商政策的。古为今用，把三国的纵横捭阖，都用在工商管理的运作上，如何用“义”调节劳资关系等等。

“我现在也在写书”，谈到文学，这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文艺青年眼睛马上就亮了起来，语速也不自觉地加快。“在文革的特殊岁月中，有一次我下班，看见一个小学生把两只刚生下来没几天的小猫咪给掐死了。我当时很愤怒，就叱问他什么这么做，他却平静地回答：好玩儿。”李老当时大受震惊，但他没有过多责备那个孩子，他知道这不是孩子的错。孩子一出生听到的就是打打杀杀，看到的就是斗斗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持械武斗，带着高帽子游街示众，人的尊严如粪土。幼小的心灵只有恨的灌输，没有爱的教育。“我开始写寓言，就是为了能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温暖，一些亮色，一些思考。这就是我的初衷。”

李老说，过去对外汉语教学，北京语言大学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今是群雄并起，各显神通。这个热爱文学，却投身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文艺青年热切地希望年轻一代要有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薪火传承，后浪推前浪，要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做一个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大浪淘沙的旁观者。

 在和这位老先生交流的过程当中，一种对于人生的自信和积极乐观的态度，透过他那妙趣横生的语言，深深感动着我。而我也希望能用文字将这位老先生的寄语传递给更多的人。